西安碑林位于哪里
西安碑林座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它于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九百多年来，经历代征集，扩大收
藏，精心保护，入藏碑石近三千方。现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在名碑荟萃的展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浩瀚石经；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北朝墓志的英华；大唐名家的绝代书法以及宋元名士的潇洒笔墨。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书画同辉的笔墨迹以及诗画双绝的王维的竹影清风更为碑林增辉溢彩。西安碑林以其独有的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物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点之一，也是历代著名书法艺术珍品的荟萃之地，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从历史价值来说，许多碑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的可藉以补充和订正史书记载的遗误，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宝贵资料。如从陕西周至县出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高353厘米，宽103厘米，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唐时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此外，唐《中尼合文之陀罗尼经幢》是我国唐代和尼泊尔人民友好交往的实证；《唐广智三藏碑》记载了一个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国的经历和密宗传入日本的师承关系。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宗教史的珍贵资料。
《明德受纪碑》上刻有“大顺”、“永昌”字样。这是明未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遗物，记载着当时陕西大旱，粮价昂贵，“小麦每斗二两四钱，米每斗二两六钱”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惨景象；清刻《张化龙碑》，颂扬了当时领导陕西扶风、歧山一带农民反抗官府的张化龙；清刻《荒负歌》等，也记录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刘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元末红巾军起义和清末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事实。
碑林中还记载了诸多历代爱国主义人物，如被誉万世师表的孔子，统一中国文字的李斯，对蜀汉忠贞不渝的关羽，两袖清风的郑板桥，慷慨就义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虎门销烟震惊中外的林则徐，历代书法大师王羲之、颜真卿、于右任，以及励精图治的邓廷桢，推行新法的康有为等。他们那忧国忧民，为事业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大量的石经，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亲自以隶书书写的(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记述他也孔子的问答辞，主要内容讲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块色如黑玉，光可鉴人，高590厘米的细石合成，碑上加方额，额上刻浮雕瑞兽、涌云；额上盖石，盖陵芹石边缘刻优美的卷云，顶上作山岳状；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三层石台四面都刻有生动的线刻画，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两种不相协调的动植物被刻画得融洽无间，整个构图给人以威武、活泼的感觉，为盛唐的艺哗空术精华。《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珍等用楷书分写，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乱汪瞎石经。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计114石，文刻两面，228面，字列八层，共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此经是我国古代七次刻经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俨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这在我国印刷术发明以前，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石台孝经》、《开成台经》等名碑，原来竖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今西安市南门外)的国子监内，唐末韩建(大尉许国韩公)缩小长安城后，这些碑连同其它一些名碑都散落到了城外。唐昭宗以及后粱时期，陆续将这些石碑移到原唐代尚书省西隅。到宋哲宗元佑年间(公元1086-1093年)，又将全部碑石搬到学府之北，就是今天的碑林所在地。此外，明清两代的《兴学碑》、《修渠记》、《修栈道记》、《修城记》、《修庙记》等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西安碑林不仅是东方石质历史文化的宝库，更重要的是书法艺术的宝库，享有“书法艺术故乡”的美誉，令海外人士向往。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峰山刻石，原碑为秦国丞相李斯所书。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隶书写的，这是全国汉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碑刻，为汉碑中的精品。“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周易》文句，相传是当时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蔡邕以隶书书写，方挺严整，为汉隶之典范。
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在唐代书法艺苑中，名家辈出，时有杰作，真、草、隶、篆，百花争妍，犹如璀灿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辉。欧阳洵、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创一体，欧阳通、徐浩、史维则、怀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与其父欧阳询的《皇甫诞碑》很相近，结构严谨，书法险劲，是值得珍视的书法名碑；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等，气势雄浑，苍劲有力，是标准的“颜体”；柳公权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笔力遒美瘦挺，劲如削竹，结构峻整，神足韵胜，是“柳体”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怀仁和尚从晋王羲之遗留的墨迹中选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书家怀素的《千字文》，笔意奔放，流利洒脱，为世所珍。此外，宋起佶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书法，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如唐刻《大智禅师碑》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石台孝经》碑头上的浮雕卷云和狮子，碑座上线刻的精致蔓草、瑞兽等，也都表现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丽作风；唐刻《道因法师碑》座垢两侧，用流利的线条，刻出两组人物，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的异国装束的人，牵马携犬，作准备出行状，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北魏的《元晕墓志》四侧，分别刻着有表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填流动的云彩，呈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它们象绿林一样陪衬着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使碑林这座书法艺术宝库，更加瑰丽异常。
碑林能较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是与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的贡献分不开的。宋代时，由于无人管理，珍贵的汉唐碑碣有的被人用做砖甓，有的用于修桥，遭到人为的破坏。元代时，碑林的碑石曾两次全部跌倒。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陕西发生8级大地震，碑林里的大量碑石因摔碰而断裂。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毕沅率同僚到碑林视察，只见房屋倒塌，碑石横卧于荆榛瓦砾之间，环顾四周，满目荒凉，这使他十分震惊和痛心。他与同僚合义，采取修整房屋，整理石，编目著录，组织石刻陈列，建立管理机构和保管制度等措施，重修和保护碑林。在他所著《关中金石记》中说：“前后堂庑，皆鼎新焉，旋于土中，搜得旧刻数十片，遂取《石经》及宋元以前都，编排甲乙，周以栏盾。明代及近人所，则汰存其佳者，别建三楹以存置。其锁钥则有司掌之，设法保护，以冀垂永久。”毕沅对金石文字有浓厚兴趣，整修碑林在于“庶考古者，得以观览也”。(《毕沅在保护关中古迹上的贡献》，文物天地，1983年第二期)他为保护珍贵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很值得赞赏。
西安碑林的介绍
西安碑林，位于西安城内三学街15号的西安碑林博物馆院内。它是我国历史上保存文物较早的地方，以碑石精华荟萃而闻名中外。
西安碑林建置的历史，可追溯到北宋乃至唐末五代，是从保存唐代所刻《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开始的。这两种石经原来都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唐昭宗天佑元年（904），佑国军节度使韩建缩建长安城时，移集《石台孝经》等一批重要碑石于唐皇城尚书省西隅（今西安市社会路一带）以防散失。其后，五代朱梁时刘鄩守长安，又将《开成石经》迁移到同一地点。至北宋哲宗元佑五年（1090）漕运使吕大忠等倡议将全部石经及其它重要碑石移至府学街北面（即今碑林）并修建了保护碑石的房屋、廊、亭等建筑，排列了陈列次序，使碑林得到妥善保护，为碑林奠定了初步基础，遂有“碑洞”之称。此后，历朝均对碑林作过修葺并有碑石归藏。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埋缺，是清代乾隆二十一年（1781）陕西巡抚毕沅对碑林的修葺，增置和整理。“碑林”的名称，也从清代中叶以后逐渐确定下来。至民国时期，于1938年成立了“碑林管理委员会”，1944年改为“陕西省历史博物馆”。1949年以后，国家对碑林进行了多次整修和增建，增加了许多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碑石、墓志，并在原西安碑林的基础上，利用孔庙旧址建立了陕西省博物馆。1991年，在建成陕西历史博物馆后，又改称西安碑林博物馆。
现在的西安碑林，共有6座大型展室、7座游廊和1个碑亭。其中收藏、展出汉、魏、隋 、唐、宋、元、明、清各代石碑、墓志等2300余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石台孝经》现立在碑林的碑亭之内，系唐玄宗亲笔隶书，由4块高5米、宽3米的青石拼成，碑额上雕有飞云蟠龙，碑座镌刻番莲舞狮，是碑林中刻工精美、碑身最高大的石刻；《开成石经》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是唐代继承汉魏刻石校经传统，在太学刻石作为供人校勘的标准本。它是碑林中保留下来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经籍石刻，内容包括《周易》 、《尚书》、《诗经》、《礼记》等12部经籍，共114石，两面刻共计228面，65万余字，俨然一座石质书库。清代又补刻《孟子》后，合称十三经。
除了作为重要文献资料的大量石经外，在碑林所藏各类碑石中，反映古代中西交通史的，还有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基督教中景教一派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唐《中尼合文之陀罗尼经幢》是我国唐代和尼泊尔人民友好往来的实证；《唐广智三藏碑》记载一个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国的经历和密宗传入日本的师承关系；用中文和巴利维文合刻的唐《苏谅妻马氏墓志》，则是中国古代人民与波斯人民友好相处的产物。其他宋代以后有关记载修建、纪功、赋税、粮收及农民起义的碑刻，如《明德受纪碑》、《荒岁歌》、《兴学碑》、《修城记》、《修庙碑》及《平利教案碑》等都为研究陕西省地方史、民俗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从艺术价值来说，碑林的不少碑刻在书法艺术上是负有盛名的。篆书，有秦代李笑缺斯的《峄山碑》（宋代翻刻）和唐代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的李阳冰所写的《三坟记碑》、《栖先茔记》等；隶书，有汉合阳令《曹全碑》、《熹平石经》残石及晋代《司马芳残碑》等，都是碑林中的瑰宝；草书，则以唐代智永、张旭、怀素等写的《千字文》最为著名；楷书，有欧阳询的《皇甫诞碑》、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宋翻刻）、柳公权的《玄秘塔碑》、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和《多宝塔碑》等，都是负有盛名的书法佳作。此外，还有宋徽宗赵佶写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也都是举世稀有的珍弯升辩品。
除了书法，在北魏、唐、宋的碑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如著名的唐碑碑额，多为半浮雕，所刻的卷云双龙，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唐《大智禅师碑》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兼用，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唐《道因法师碑》碑座两侧的异国人物，牵马携犬，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北魏的《元晖墓志》四侧，分别刻有象征四方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刻流动云彩，呈现出飘逸、和谐的奇特意境，堪称绝品。
作为我国历史文物宝库中的绚丽瑰宝，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西安碑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4月12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了西安碑林的保护范围：划定碑林7个展屋和碑亭为重点保护区；碑林博物馆围墙内为一般保护区；柏树林以西，安居巷以东，东木头市以南，三学街以北的区域内为建设控制地带。
西安碑林的意义和价值
西安碑林座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它于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九百多年来，经历代征集，扩大收藏，精心保护，入藏碑石近三千方。现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在名碑荟萃的展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浩瀚石经；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北朝墓志的英华；大唐名家的绝代书法以及宋元名士的潇洒笔墨。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书画同辉的笔墨迹以及诗画双绝的王维的竹影清风更为碑林增辉溢彩。西安碑林以其独有的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物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点之一，也是历代著名书法艺术珍品的荟萃之地，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从历史价值来说，许多碑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的可藉以补充和订正史书记载的遗误，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宝贵资料。如从陕西周至县出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高353厘米，宽103厘米，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唐时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
《明德受纪碑》上刻有“大顺”、“永昌”字样。这是明未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遗物，记载着当时陕西大旱，粮价昂贵，“小麦每斗二两四钱，米每斗二两六钱”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惨景象；清刻《张化龙碑》，颂扬了当时领导陕西扶风、歧山一带农民反抗官府的张化龙；清刻《荒负歌》等，也记录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刘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从不同方搭灶面记录了元末红巾军起义和清末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事实。
大量的石经，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亲自以隶书书写的(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记述他也孔子的问答辞，主要内容讲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块色如黑玉，光可鉴人，高590厘米的细石合成，碑上加方额，额上刻浮雕瑞兽、涌云；额上盖石，盖石边缘刻优美的卷云，顶上作山岳状；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三层石台四面都刻有生动的线刻画，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两种不相协调的动植物被刻画得融洽无间，整个构图给人以威武、活泼的感觉，为盛唐的艺术精华。《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珍等用楷书分写，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石经。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计114石，文刻两面，228面，字列八层，共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此经是我国古代七次刻经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俨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这在我国印刷术发明以前，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安碑林不仅是东方石质历史文化的宝库，更重要的是书法艺术的宝库，享有“书法艺术故乡”的美誉，令海外人士向往。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峰山刻石，原碑为秦国丞相李斯所书。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隶书写的，这是全国汉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碑刻，为汉碑中的精品。“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悉枝顷”，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周易》文句，相传是当时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蔡邕以隶书书写，方挺严整，为汉隶之典范。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在唐代书法艺苑中，名家辈出，时有杰作，真、草、隶、篆，百花争妍，犹如璀灿的群星，放射出睁陆永不泯灭的光辉。欧阳洵、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创一体，欧阳通、徐浩、史维则、怀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与其父欧阳询的《皇甫诞碑》很相近，结构严谨，书法险劲，是值得珍视的书法名碑；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等，气势雄浑，苍劲有力，是标准的“颜体”；柳公权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笔力遒美瘦挺，劲如削竹，结构峻整，神足韵胜，是“柳体”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怀仁和尚从晋王羲之遗留的墨迹中选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书家怀素的《千字文》，笔意奔放，流利洒脱，为世所珍。此外，宋起佶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书法，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如唐刻《大智禅师碑》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石台孝经》碑头上的浮雕卷云和狮子，碑座上线刻的精致蔓草、瑞兽等，也都表现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丽作风；唐刻《道因法师碑》座垢两侧，用流利的线条，刻出两组人物，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的异国装束的人，牵马携犬，作准备出行状，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北魏的《元晕墓志》四侧，分别刻着有表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填流动的云彩，呈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它们象绿林一样陪衬着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使碑林这座书法艺术宝库，更加瑰丽异常。
西安碑林的由来
颜真卿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终年77岁，琅邪临沂（山东临沂）人。字清臣。是中唐时期的书法创新代表人物，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遭劲舒和，神彩飞动。他的书法，既有以往书风中了气韵法度，又不为古法所束缚，突破了唐初的墨守成规，自成一幅，称为“颤体”。宋欧阳修评论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宋朱长文《续书断》中列其书法为神品。”并评说：“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
鲁公是书史上居承先启后地位的伟大人物，他的正书，向以博厚雄强着称，「锋绝剑摧，惊飞逸势」，以颜世家庙碑为代表；至于摩崖大家，气势磅礴，以大唐中兴颂最着；至最高境界，表现冲和淡远之韵致者，则推李玄靖碑。行草道劲秀挺，古意盎然，以祭侄稿为第一。
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唯一能和大书法家王羲之互相抗衡，先后辉映的，就是颜真卿了。他的书法，以楷书为多而兼有行草。用楷书所写之碑，端正劲美，气势雄厚。他生于楷书流行之际，与王羲之之典型相对，导开书法新风气。
颜真卿是进士出身，他是在任平原太守时始闻名于世。安禄山起兵范阳时，河北各郡皆降服，唯有颜真卿固守平原城，为义军盟主，为唐朝尽力。最后他奉德宗之命，前往叛将李希烈处劝降，不幸遇害。而他一生忠烈杯壮的事迹，更是提高其于书法界的地位。颜真卿的字宛如其人，自始至终均用正锋，因此所谓颜法的定型化笔法其艺术价值较少，但此笔法却能充分发挥男性野旅的沉着，刚毅。
中唐以后，由于藩镇割据，兵连祸结，旧有的制度已经呈现瓦解之势。颜真卿起而建立楷书新典范，正是重建新秩序的一种心经呈理反映。但是，规矩森严的楷书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毕竟是有距离的，因此唐末以后，书法艺术的发展便集中表现在行草书方面，古典的典范终于让位给个人主义的抒情作风了。
颜真卿的书法，号称颜体，有他独特的风格和笔法。他所留下的碑帖很多，后世的书法家认为从他的一些碑帖中可以找到「圆笔」的痕迹，和其他书法家的「方笔」不同。
颜真卿被使用圆笔的书法家奉为开创者。他和使用方笔的王羲之，都对后世产生既深且远的影响。
颜真卿现存的书法作品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祭伯文稿……等。他和唐诗另一位以楷书成名的书法家柳公权，被人合称为「颜柳」。
他的书迹作品众多，据说流传下来的有130多种。为后人重视的颂州凳楷书有楷书《多宝塔》、《东方画赞碑》、《麻姑仙坛记》、《郭家庙迹猛碑》，《颜勤礼碑》等，这些碑刻楷书，有个性，有特点，有正面不拘，庄而不险的气势，但笔画横细竖粗及捺脚空腹过大之处，在学习时应求其神韵，不应单纯追求形似。他的行书《祭侄季明文稿》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创作出来的佳作，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行书还有《争座位帖》、《裴将军帖》等。
《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文》：楷书，岑勋撰文，徐浩题额。字体匀称，丰腴。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25年）四月立。碑存陕西西安碑林。
柳公权，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终年88岁。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宫至太子少师，故世称“柳少师”。他初学王羲之并精研欧阳询、颜真卿笔法，然后自成一家。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较之颜体，柳字则稍清瘦，故有「颜筋柳骨」之称。穆宗尝问柳公权用笔之法，公权答云：「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公为之改容，如其笔谏也。宋朱长文《墨池编》中说：“公权正书及行楷，皆妙品之最，草不夫能。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家。”他初学王羲之笔法，以后遍阅近代书法，于是极力变右军法，学习颜真卿，又溶汇自己新意，使他的字避免了横细竖粗的态势，而取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后世学书者不少以柳字为楷模。
他二十九岁进士及第，在地方担任一个低级官吏，后来偶然被唐穆宗看见他的笔迹，一时机为书法圣品，就被朝廷召到长安，那时，柳公权已四十多岁。他的为人既有骨气有一丝不苟，同样地，他的字也显露了他这部分的特质。也因为如此，提高了他在长安的声望与地位，一般王公贵族都不惜钜金争相请他。
晚唐书法经历盛中唐之后，盛极而衰，柳公权虽号一时中兴，但与颜书相比，仍略有高下之分。唐代书法隆盛一时，至此已见式微。柳公权的楷书参有欧阳询的笔法，往往将部分笔画紧密穿插，使宽绰处特别开阔，笔画细劲，棱角峻厉，虽用笔出自颜真卿，而与颜真卿的浑厚宽博不同，特别显得英气逼人。
柳公权享年八十岁，一共臣事七位皇帝，最后以太子少师死于任上。
他的传世书迹很多，影响较为突出的有《玄秘塔》、《神策军碑》、《金刚经》等。
西安碑林的意义和价值
西安碑林坐落于三学街，于北宋年间为保斗模仔存《开成石经》而建，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入藏碑石三千多方。这里展示了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北朝墓志的英华，大唐名家的绝代书法空汪以及宋元名士的潇洒笔墨等。
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被世人誉为“书法艺术的渊薮”、“世界最古的石刻码皮书库”，1962年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